《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系，讀后筆者覺得受益匪淺。下面是由小編帶來的有關《國富論》讀后感5篇，以方便大家借鑒學習。
乘著2019年春節假期的預先只管，我讀完了亞丹斯密的《國富論》。說起作者，很多菜，也很多產，他的另一部組作《道德起草論》也很初民。據說，本書是經濟學的開山鼻祖，這也是我拜讀此書的緣由。書中有大量的理論，顯然不好理解。
本書分了五篇來敘述作者的觀點，總結了各國在從事經濟活動的經驗，提出了很現代的經濟觀點，也批判了“重農主義”等迂腐落后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第一篇《論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原因和論勞動生產物的自然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重點論述了勞動分工、貨幣、價格等經濟元素，就商品價值的組成即地租、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展開分別論述;第二篇《論資產的性質、積累與使用》，分門別類的論述了貨幣、貸款、固定資本、流動資本、消費財富的觀點，說明了生產性勞動和自辦積累的關系。第三篇承接了前兩章的原理，論不同國家的財富展，如羅馬帝國衰敗以后，歐洲的農業發展和城市的興起，城市商業對農村發展的帶動作用。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詳細闡述了重商主義，從兩個限制輸出，四個限制輸入的政策解剖了重商主義要義。第五篇《論君主即國家的收入》，重點論述國家應當承擔的三種開支，即司法費用、國防費用、基礎設施費用，其次論述了人民應當付出國家的三種收入：國有資辦的利潤、地租、稅賦，重點論述了各種稅賦的原理和利弊，最后，總結了家借債的各種情形。
不難看出，作者是從商家咱們，贊成“重商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觀點，但是作者也聲明，提出“重商主義”的一定是生產者，因為整個學說都是再為生產者的利益考慮，本身也是一門有立場的學說。
關于《國富論》中提到的自由，我認為，作者亞當?斯密主要在論述“貿易自由”。
他先給出一個比喻：一個家庭生產皮革、一個家庭生產弓箭，生產弓箭的家庭通過打獵獲得動物毛皮，然后將自己獲得的動物毛皮，賣給生產皮革的家庭獲取利潤;生產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銷往市場獲取利潤;然而，如果生產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獵、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會和生產皮革的進行貿易，但是他既打獵又造皮革，顯然浪費了從貿易中獲取利潤的機會，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常常顧此失彼。這個比喻說明，貿易和交換的重要意義，節約生產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展。
見識到了貿易的重要意義，他進一步論述工業制造業之間的貿易，甲行業生產A原料，乙行業需要A原料才能生產B商品，B商品是丙國國民的生活必須品。這樣一來，貿易的存在能夠解決很多矛盾;而自由貿易的存在不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國境內自由流通，滿足一國國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國因技術、資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產該商品而帶來的不便。斯密是這樣說的：“但是，如果沒有互通有無、物物交換和彼此交換，每一個人就必須為自己籌劃自己需要的每一種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國的《航海法》作為反面教材，認為貿易保護主義會帶來另一貿易國的報復。雖然這樣的保護主義在一段時間內，會起到保護本國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貿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國民的消費，即消費者的利益。損民肥商，這并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對方設置貿易壁壘的時候，人家也在對你進行報復，也會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這樣的狀況不利于貿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當然也不利于資本的自由流通，實際上受損的是雙方國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貿易”理論是有局限性的。
國富論》中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動教育的發展。亞當·斯密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而這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斷的能力。
從《國富論》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經兩百多年了，然而，《國富論》中許多觀點對于今天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是利己的”這一人性假設被認定為是研究、從事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書中指出，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只有承認這個不變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經濟學。
其次，亞當·斯密主張分工，提倡分工的好處。這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分工促使專業化，分工讓每個人更有效率的生產，然而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不會像書中前提假設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即使可以，自由流動達到的社會生產狀態也未必是人們最期望的，因為人們存在自身的偏好。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一國之內地區與地區之間，或是一個地區內企業與企業之間，政府或生產商出于某種長遠的考慮或額外的目的會暫時采取一些違反經濟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貿易保護以扶植特殊產業等。分工對于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或許是合意的，但如果人為的將利益區域化，分工、自由貿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亞當·斯密對于政府所論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適時監管。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斯密在書中將經濟活動的前提過于理想化與簡單化，而這些假設在現實社會中并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論也有待完善與修改。
總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即使在今天，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對我們從事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迄今為止，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國富論》的基礎之上的。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后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只“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于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并不是說GDP不重要，只是說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并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后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國富論》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一個人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于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于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占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于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為我們增加國民收入水平指出了一條明路。一部蘋果手機賣幾百美元，中國裝配工人只能拿其中的幾美元，零件制造商只能拿幾十美元，而蘋果公司即沒有提供原料也沒有組織生產卻能夠拿走絕大部分利潤。看待這個事實，我們不能簡單的將其歸結為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剝削壓榨。我們應該認識到，收入分配取決于勞動創造的價值。中國一條流水線上的裝配工人們工作了一天，裝配了一千部手機，他們能獲得的報酬絕不會高于他們裝配這一千部手機的勞動的價值;而一個蘋果公司的員工工作了一天，寫了一個補丁，修補了系統的一處漏洞，應用于全球千萬部蘋果手機，他的勞動為用戶預防了難以估量的損失，難道他不理應獲得比裝配工人高得多的報酬嗎。所以，我們要潛心科研，占據行業中高端位置，從低端的體力勞動中解脫出來，讓自己的勞動價值得到提升，這才是提升國民收入水平，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根本途徑。
《國富論》雖然對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不能否認，它畢竟是一部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理論基礎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念我們不能照單全收。《國富論》中提倡分工、重視教育，這都是我國所認可并大力推行的，但它所描述的政府職責、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卻有待商榷。《國富論》認為，政府主要的任務在于對外抵御敵國，對內執行司法，并“創建并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的各種設施。這些的確是政府的職責，但卻遠遠不是政府的全部職責。《國富論》主張將生產調節交給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但它沒有看到市場的盲目性。比如說，今年的蒜賣的價錢很好，大家一看，第二年都去種蒜，這勢必會導致第二年市場中蒜的數量飽和，只會導致蒜價狠跌，所有人都虧的血本無歸。這主要是由于市場信息沒能及時傳遞導致的。政府作為管理者，其較市場中的參與者而言具有獲取信息的天然優勢，若政府出手及時在宏觀層面上對生產進行調控，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