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高粱》中，參與那場英勇的戰斗的主角是一幫由土匪、流浪漢、轎夫、殘疾人之流拼湊起來的烏合之眾，今天小編在這給大家整理了一些關于紅高粱讀書心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莫言將《紅高粱》推向了世界，《紅高粱》讓莫言獲得了諾貝爾獎，這一無限榮耀，這一偉大獎項，這一偉大成就，讓莫言的實力得到了肯定，讓中國的風情得到了傳播，讓中國的文化得到了認定，讓中國的實力得以彰顯。看了這部小說之后，乃至看了這部電視劇之后，九二的倩影就在我眼前重塑著，在腦海里徘徊著，在我夢里浮現著，在我心中扎根著，在我靈魂里激蕩著。
九兒像鋼鐵一樣堅硬，像流水一樣澎湃，像烈酒一樣香醇。面對命運的不公平，面對生活的不如意，她從來沒有退縮過，沒有服輸過，沒有認命過，沒有倒下過。
九兒的父親心術不正，行徑荒唐，愛財如命，視女為土，他為了微薄的錢財，狠心拆散了九兒與俊杰，然后喪盡天良的把九兒嫁給了一個患有麻風病的人，把九兒托付給了一個即將暴病而死的人。面對父愛的荒唐行徑，面對父親的薄情寡義，面對父親的棒打鴛鴦，面對父親的以死相逼，九兒無可奈何的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放掉了自己的真愛，斬斷了自己的情緣，隔斷了自己的情緣，放棄了自己的真愛，犧牲了自己的幸福。
可是即使這樣，九兒還是那個九兒，她還是那樣的剛烈，那樣的堅毅，那樣的勇敢，那樣的率性，那樣的善良，那樣的真摯，那樣的有主見，那樣的無往不堅，那樣的不認命，那樣的有先見。
九兒是個敢愛敢恨，敢作敢當，敢爭敢斗，敢說敢做的奇女子。對于自己要嫁給一個麻風病人這件事，她不甘過，她怨恨過，她憎恨過，她反抗過，她掙扎過，可是最終她還是輸給了命運，敗給了現實。可是那又怎么樣呢，九兒是輸了，可是她的志氣沒有輸光，她的剛烈沒有敗光，所以她在出嫁時，隨著帶來一把剪刀，決定來個魚死網破，以此來保護自己的真心，保護自己的貞潔。
對于余占鰲這個土匪，這個真漢子，這個真英雄，九兒愛的干脆，跟的干脆，走得干脆，拒絕的干脆，保護的干脆，守護的也干脆。事實上，在那個封建的時代在那個落后的年代，在那個思想禁錮的年代，在那個看重女子貞潔的年代，在那個繳費滅匪的年代，九兒與余占鰲的愛是不和世俗的，是不被容忍的，是不被看好的，是不被祝福的。可是即便這樣，那又如何呢?無論是余占鰲這個土匪式的英雄，還是九兒這個敢于打破世俗的奇女子，他們都無法逃脫愛情的枷鎖，他們也都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所以，他們兩人還是動心了，還是動情了，還是決定在一起了;所以，他們兩人愛的轟轟烈烈，愛的天崩地裂，愛的人盡皆知，愛的生兒育女，愛的生死相隨，
九兒是一個不怕犧牲，無懼犧牲的抗戰英雄。當日本人毀了自己的家園時，傷了自己的親人時，九兒開始爆發了，開始失控了。在最后的戰斗中，九兒獨身一人把日本人引到了高粱地里，在那里，即使她中弾了，她還是高聲歌唱著每一片土地，即使她的身軀要倒下了，她還是堅持點燃了那一壇壇高粱酒，即使她就要閉眼了，她還是是要立志與敵人同歸于盡。為了保護同胞，為了保護愛人，為了守護孩子，九兒就這樣毅然決然的犧牲了自己，試問，這樣一個剛烈剛強的女子，怎么不叫人欽佩呢?
作為莫言先生的代表作，《紅高粱》顯然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十分醒目地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上，不僅是僅有的中文創作作品，更是80年代以來唯一入榜中文書。
在本書中設有兩條平行的線索：“過去式”寫爺爺和奶奶的愛情故事;“現在式”寫爺爺背著父親正在進行著的一場伏擊戰。這兩條線索時隔幾十年，交叉進行，且均屬過去，與現在無關。但令人無不驚訝的是，莫言何以能把他尚未經歷過的抗日戰爭寫的那樣波瀾壯闊?
顯然，莫言在小說中的歷史描述別具一格。他曾被歸為“尋根”一派，那么莫言在自己的故鄉山東高密尋到了自己的根。對于莫言來說，高密是一個悖論，簡單來說它無疑是世界上最美麗又最丑陋，最超脫又最世俗，最圣潔又最齷齪，最英雄好漢又最王八蛋的地方。
在這片土地上，莫言樹立起了一個復雜的形象——爺爺，他是一個勞動者，一個殺人犯、通奸犯，一個土匪，而他又是個抗日英雄。如此這樣一個形象，完全不同于文學中格式化的英雄形象，而集美丑善惡與一身，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面貌和不一樣的體驗。作品中的奶奶也是反傳統的。當她被父母為換取一頭騾子而許配給麻風病人時她勇敢地選擇了與爺爺通奸，以此來進行反抗。而奶奶臨死的獨白正是對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你認為我跟一個麻風病人同枕交頸，生出一窩癩皮爛肉的魔鬼，使這個美麗的世界變得污穢不堪是對還是錯?什么叫貞潔?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我，我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了。”
可見，莫言的小說推翻了傳統抗戰小說的模式，重構歷史，模糊了過去和歷史、死亡和生存以及善與惡、好與壞的界限。正因為如此，他的筆下才有如此真實豐滿而復雜的人物形象。不僅如此，《紅高粱》還在濃濃的鄉愁里洋溢著對祖輩們深深的崇拜。在莫言心里，爺爺充滿了著迷的男性的力與美。爺爺是一介樵夫，單卻膽敢為了奶奶，為了一段“奸情”去殺人。本是農民的他，卻為了反抗日寇而成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介女子，卻也敢愛敢恨，具有男子的氣魄。就連當時十多歲的父親，也是一個敢拿起勃朗寧就射的小英雄。這就是高粱地生活過的人們，他們代表著一種向上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輝煌”、“凄涼可人”、“愛情激蕩”的紅高粱，可能就是莫言一直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吧。
我沒看過電影《紅高粱》，當然這之前也沒看過原著。直到這次讀書苑提到，于是上網找來閱讀。感覺莫言一方面傾注了大量的感情，一方面熟練地賣弄著小說的技巧，倒敘插敘，讓整個時間線索混亂，讓我有些摸不著頭腦，也給了我不少的考驗。
《紅高粱》是一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并非像以前的抗戰題材的小說，塑造的是完美的愛國抗日英雄，書中塑造的一些抗日英雄卻是正義與邪惡共存的復雜體，他們是一群獨特的，有著鮮活的生命與人性，那應該就是紅高粱特有的吧!
全書的高潮“余司令伏擊鬼子，‘我奶奶’犧牲”被安排在最前面，后面抽絲剝繭般地展開余占鰲和“我奶奶”的愛恨情仇，講述“我奶奶”生前身后的各種故事。
整體以膠平公路的伏擊戰為主線，其間穿插著回憶，使人不斷聯想在這片高粱地里發生的故事。字里行間都彌漫著紅高粱的氣息，那應該是東北鄉才有的氣息。粗狂、野性又火辣辣的充斥著熱情。
讓我很難懂得，對這樣的高粱地是什么樣的感覺，一開始的死尸、血腥、惡臭、污泥、吞噬尸體的野狼和蠕動于其間的蟲子，混雜在高粱地里，混雜在黑土地里，就有種說不出的厭惡。以至于在讀到劉羅漢被撥皮的那段，除了心里的一種被割傷的悲痛之外，更多的是一股翻江倒海般的惡心，于是不敢往下想。
小說中個性的女性人物很多，但是在那高密的紅高粱地里，“我奶奶”像一團烈火熊熊燃燒，釋放她生命的色彩。甚至她的死也與眾不同是為余占鰲的隊伍送飯時被敵人打死。痛痛快快地生，轟轟烈烈地死，使“奶奶”成為小說中的一大亮點。
莫名其妙冒出的想法有很多，卻不知道哪里來的，大概是對戰爭觸目驚心的描寫，或者我根本沒有讀懂。但是，內心總有那么一點抽搐。但書中那些英雄豪杰加流氓的氣魄，卻正是借助了那股子初生牛犢之蠻勁，讓我深深地記住它是一個發生在東北高粱地里的抗日故事。
《紅高粱》是一個具有神話意味的傳說。整個小說在一種神秘的色彩中歌頌了人性與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贊美生命是該書的主題。“是要通過人物個性的塑造來贊美生命，贊美生命的那種噴涌不盡的勃勃生機，贊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紅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現實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尋根。相反，在這個聯系三代的以過去時回敘出來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個未來意義的人格，是一種人格理想，超越了具體的社會表層，具有人的本性與本質的深度，《紅高粱》自始至終所呼喚的主題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張揚活得不扭曲、無拘無束、坦坦蕩蕩的生命觀。因此。擺在讀者面前的作品不是一個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對一個世界的生命的理想。這種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陽崇拜“的神話中。《紅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農民的書籍，它的視角已從傳統的對土地的禮贊轉向了對生命的禮贊。故事的超常特點決定了敘事的非現實性，故事的地點也被淡化。在《紅高粱》中甚至淡化了社會最基本的結構--村落。《紅高粱》的所有敘事元素與視聽元素都在為這種自然生命的熱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風格服務。
在莫言的心里，爺爺(父輩)充滿了讓人著迷的男性的力與美。爺爺是一個橋夫，但卻膽敢為了奶奶，為了一段”奸情“去殺人;他本是個農民，卻為反抗日寇而成為”余司令“。奶奶本是一女子，卻也感愛感恨，深明大義，具有男子漢的氣魄。就連當時年僅十多歲的父親，也是一個敢拿起勃郎寧就射的小英雄。這就是神秘的高粱地生活過的人們，他們代表著一種健康的精神--而那片”高密輝煌“”凄涼可人“”愛情激蕩“的紅高粱，就是莫言要尋找的故鄉，要尋找的精神家園吧。
莫名其妙的有很多感觸，卻不知道來自哪里，因為觸目驚心的赤裸的戰爭描寫，還是離我遙遠卻感覺似曾相識的高密鄉的味道。或者，這些我根本沒有懂得，或許我什么也沒有從這本書得來，但是，內心總有那么一點抽搐。我會想象著靜靜的躺在高粱地里，嗅著黑土地的芬芳，聽著烈風拂過高粱頭顱的瑟瑟之聲，還有滲透在空氣里甘冽的高粱酒的醇香。抹去眼里的那份聰明伶俐，摘下頭上的家兔耳朵，純粹的沉浸在這片高粱地里，浸泡在濃濃的高粱酒香里。
讀罷莫言的《紅高粱》，腦子里便是那高粱的海洋，在八月的深秋里，一片血紅，無邊無際。紅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顏色。
《紅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風格的一篇奇作。小說以一塊塊的感覺畫面組合而成，形成一個以獨特感覺為基礎的“紅高粱”世界。從題材看，小說取材于作者家鄉的抗日生活，寫作目的也很明確。在小說里，作者以家鄉的紅高粱作為背景，以活生生的感覺記憶為筆鋒，游犁般地描寫著家鄉的抗日生活畫面。無邊無際的高梁地紅成?洋的血海，血海中，有著生命的野合，有著活剮的血腥，有土匪的出沒，有英勇的伏擊。與以往的“抗日文學”不同，《紅高粱》摒棄了種種思想框框的制約，抹去了單純樂觀的色調，把家鄉的抗日生活重新放置在民族的自然發展和充滿血腥的歷史過程中去。后來有人驚嘆地評價，《紅高粱》把抗日題材“拖出了困海”。不僅如此，《紅高梁》還為我國當代的“戰爭文學”拓出了一條新路。
《紅高粱》中充滿對于人的個性和生命強力的熱烈贊美。莫言在寫作《紅高粱》時就痛感現代都市中人性的齷齪和生命力的萎縮，轉而在高密東北鄉那一片粗獷、野蠻的鄉土大地上發現爺爺、奶奶們那種強悍的個性生命力，自由自在、無所畏懼、樸素坦蕩的生活方式。這種現實人生與過往歷史的交流，使過往民間世界中所蘊含的精神轉化為當代人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對其人格的生成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在作品中創造了一個個感性豐盈、生命鮮活的藝術形象。崇尚生命的強力、贊美個性生命的偉大是莫言《紅高粱》的主題，這個生命主題會使我們想到西方近代以來的生命哲學，特別是尼采那種高蹈的生命意志。
在這里，莫言引出了一個關于“原始生命力”的主題。這一主題首先可以通過其所描寫的野生的“紅高粱”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意象而得以確立。這些野生的、蓬勃的“紅高粱”，既是農民們賴于生存的物質食糧，又是他們生存活動的現實空間。他們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這里是性和暴力、生命和死亡的聚合地。“紅高粱”蓬勃的野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成為北方中國農民的生命力的象征。《紅高粱》顯然超越了其題材所固有的一般意識形態和文化歷史觀念的含義，而是展現了中國人的生存活動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包含了更為深刻的關于生命力的寓意。與此主題相關，莫言筆下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種由正統文明觀念所認定的所謂“歷史主體”，而是那些被主流歷史排斥在外的人群。然而，正是在這些粗魯、愚頑的鄉下人身上，莫言發現了強大的生命力。站在正統的文化立場上看，這些人是歷史的“邊緣性人物”。他們的生存方式和行為，大大僭越了文明的成規。他們隨意野合、殺人越貨、行為放蕩、無所顧忌，是未被文明所馴化的野蠻族群。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了生命力的破壞性因素。莫言賦予這種破壞性和生命強力以精神性，升華為一種“酒神精神”，透露了民族文化中所隱含的強悍有力的生命意志。